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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赴上海前线的国民革命军士兵

一二八上海会战，我们的所知道的历史是：日本在上海发动进攻，十九路军自发抵抗，结果国民党腐败无能，不给十九路军任何支援，结果最终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呢？ 

背景

首先必须说一下一二八会战的背景。

1932年1月，张学良公然违背中央命令，把全部主力撤出锦州，东北大部分在二个月内沦陷。不过在1932年初东北并非没有抵抗。海伦附近还有黑龙省主席马占山部继续和日军作战，东北义勇军李杜和丁超占据哈尔滨（后哈尔滨在一二八事变后一周才被攻陷），总之日本并没有完全控制住东北。

但是此时在日本的扶持下，东北地区的伪政权已经逐步建立（11月10日辽宁之伪省政府成立，袁金铠任主席。12月15日伪奉天省政府成立，臧式毅就任省长），日本特工奉东京的命令早在在1月初就已经把溥仪从天津转移到沈阳，筹划利用其作为木偶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

日本的目的师以满洲人要求独立，满洲人控制满洲，日满共荣等口号为借口和幌子，实则把东北作为一个其控制下的傀儡国。对于日本来说，满洲国只是其吞并中国计划中一个过渡，或者说糊弄国际社会的一个假相。只要一旦时机成熟，日本就会搞一个类似于日韩合并之类的所谓协定，把东北正式并入日本的版图内。

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日本很不利。国联的国际联盟理事会已经决定派遣代表团去东北进行调查(由英、美、法、德、意五国委员组成)，由英国人李顿为团长，彻底调查九一八东北事件。

同时，由于明确反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大国美国方面的介入（918以后，美国国务卿和很多高级官员都在公开场合发表声明，要求日本立即从东北撤兵并且拒绝承认任何分裂中国的行为）。当时的巨大的国际压力很大，日本在这个时候建立伪满洲国是阻力是非常不合适的。但是出于国际未来政治局势的变化，满洲国的事情又绝对不可能往后面拖。所以，这个烫手的山芋就落到了占领东北的急先锋关东军司令部的头上。

此时的日本虽然不是几十年列强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国家（甲午以后日本在国际压力下被迫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现在也有了一些军事资本敢于不听列强的呵斥，但是毕竟其国力还不足以和英法这些老牌列强对抗，况且还有一个惹不起的新兴大国美国的势力在东亚快速扩张。

日本高层商讨再三，决心满洲国还是要尽快建立，同时为了尽量转移满洲国和九一八事件的国际注意力，要开始了一系列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挑衅。日本方面希望通过在中国其他地区发动一些其他的军事事件，来转移国际在满洲国上的注意力。

从九一八开始， 日本先后在山东秦皇岛，湖北，江苏江阴等等地区发动小股武装挑衅。可惜这些地方都不是列强的利益所在，挑衅效果也不明显，也无法发动较大规模的战斗。

1932年1月5日，九一八发动元凶之一关东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 亲自从东北飞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占领东北的具体情况，并汇报关东准备在列强云集的东亚超级大都市上海发动战争以转移国际视线的构思。参谋本部很快对上海计划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尤其是军方的海军一派人物对这个计划更是赞成。

日本从建军开始，就有陆军一派和海军一派的互相激烈斗争。互相争斗了七八十年，激烈程度没有随着时间增加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强烈。到了二战期间除了北上和南下的激烈争论以外，甚至出现海陆军双方互相抢功到到互相交火的地步。

日军是岛国，所以特别注重海军的建设，其联合舰队一度号称世界第三。

而日本陆军相对列强并没有什么优势，处于二流水平。但是陆军一派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以几千人伤亡的代价就夺取了比日本本土面积大3倍的东北全境，成为国内民众口中的帝国英雄。一时间陆军官兵威风无限，陆军士兵所到之处到处收到日本民众的欢迎，而海军士兵则是灰溜溜的。

自认为势力比陆军更强的海军一派自然不能容忍，海军高层决定应该也在中国打一仗，发挥海军的威力好让日本国民看看。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 当时就曾经对朋友说：“不能总让陆军抢了风头。我们海军也要赶快行动。”板垣在得到高层许可以后随即电令日本驻上海特务组织头子的田中隆吉：“满州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同时立即拨给田中2万日元的经费。

所以说，一二八上海事变只是日本试图分散国际事件的一个军事行动。日本一开始就不准备将其怎样扩大，而是希望目的达到就收手，并不希望和中国全面开战。请诸位网友注意这一点，这是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根本基础。1937年，同样是在上海的八一三会战中，国民政府在上海投入了以嫡系中央军为主几乎全部主力，高达6个集团军约70个师共70余万人,最终中央军伤亡高达25万余人，毙伤日军10万多人。而在1932年却并没有投入如此多的军队（其实当时蒋公也没有70万部队，连10万都没有）。

关键在于1932年在上海全面开战对中国非常不利，而1937年情况则真好相反。

 

－－－－－－－－－－－－－－当年的上海十里洋场 外滩，亚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只能用二个字来形容－－繁华

事变的策划

田中隆吉表面上是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其实是日军军界颇有名气的情报专家，有魔鬼军人的称号。他认为自己的利用几十个情报人员人的一次行动造成的战果，往往可以低的上一个二万人的师团作战一整年。田中在接到命令以后，立刻找到了他的情妇――中国知名汉奸川岛芳子（满洲皇族公主，生平为日本人的走狗，做过很多危害中国的重大事件。1948年3月25日以叛国罪名在北平被国民政府下令枪决）。川岛此时已经把溥仪送到了东北，此时正在上海等待日本方面新的命令。这二个都是谍报界的精英人物，他们二人接到命令以后很快就商量了一下。这二人觉得想挑起足够大的事变，普通的借口 比如中日军人之间的斗殴，和中日市民之间斗殴都是不足以争取日本国内人民义愤和获得国际上理解。

处于这种考虑，他们很狡猾的选中了受害者，就是日本宗教人士―――日莲宗的和尚。这些日莲宗和尚当时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中居住，经常要去租界外的地区化缘，是很容易被袭击的对象。

同时日本国内有尊敬佛教人士的传统，无辜的宗教人士被杀，绝对会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田中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至于要嫁祸的对象，也选择好了，就是当时上海大名鼎鼎中国民营企业三友实业社。三友实业社1932年已经有20年历史，是浙江慈溪人陈万运、方智达、沈九成三人于1911年创建。1932年该厂有人员近万，各种机器数千，生产的毛巾等产品比日军工厂的物美价廉，深受日本商人的嫉妒。除此以外，三友的总经理陈万运，是个爱国的商人。他经常以爱国心教育手下的工人，还在九一八以后组织了不脱产的“三友抗日义勇军”，由陈担任大队长，下设三个连编制，每天早晚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军训，工人们在训练的时候经常高喊“收复东三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总之抗日热情非常高涨。

之前工人们就因为在租界张贴爱国口号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

因为以上原因，三友被在上海的日本商人和日本侨民一致认为是“共产主义商社”“排日根据地”，选择三友是极为符合上海日本人心理的。

至于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有世界主要几大强国的租界。经过列强长达七八十年的苦心经营，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市，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被誉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上海的工业化水平远远高于香港，在亚洲属于领先地位乃世界一流的城市，列强不会容许有人破坏他们的掠取中国财富的根据地。同时根据协议，租界等同于列强自己的领土。在上海的战斗一旦发生，就会触动列强的神经，转移国际视线的目的就达到了。

另外，上海是日本海外侨民最大的一个聚集地，有超过三万常驻人口。选择上海作为目标，也可以挑动其日本国内人民的义愤。

田中很快就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且准备了负责执行任务的各方面人员。

1932年1月18日下午4点多钟，二名日本僧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日本浪人（日本流浪武士）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共五人，化缘经过三友社毛巾厂门口。

此时三友的工人正在日常军训，突然有人从墙外向军训的工人投掷石块。正在训练的工人随即跑出厂门查看，很自然的将门口的五个日本僧人拦住盘问。双方还没有说上几句话（语言不通），从围观的人群中突然冲出一群工人打扮的人。他们一边高喊反日口号，一边对日本僧人大打出手。

一时间一片混乱，期间二名僧人受轻伤逃走，其余三个被一顿乱拳打得不能动弹，后被赶来警察送进医院抢救，最终一名僧人重伤不治在医院里死亡。

和大家想的一样，那群工人打扮的人是田中手下的情报人员假扮的。田中隆吉后来在日本NHK电视台接受采访时透露，这些所谓殴打的“群众”是川岛芳子和他安排的，在访谈中 田中还曾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以乘机小题大做。”

在得知日僧死伤后，田中立即通过部下在日本驻上海的侨民中大量散播中国人殴打死日本宗教人士的消息。日本侨民果然群情激愤，日驻沪总领事村井亲自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并且提出四项要求

（一）上海市长须向日本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

（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履行；

（三）对于被害者5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

（四）关于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 

村井威胁到：如果不答应四项要求，日本舰队就要全部封锁黄浦江航运。

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当时表示，前三条可以答应（也是应该的），但是第四项作为地方政府的上海政府无法作出回答，要经过南京政府指示。

此时南京政府负责人是上台不久的广州一派。他们有很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但是他们缺乏处理国家和国际大事的能力和经验。这个政府面临如此困难的局面根本无法作出有效的反应，加上也实在无法控制全国复杂混乱的局面（九一八中，张学良根本无视广州一派的命令随意行事），1月25日南京政府负责人 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先生宣布辞职，他的政府行政院长职位由汪精卫担任。

1月19日下午，几千日本侨民在虹口日侨俱乐部集会，被田中煽动的这些日本侨民已经有了很强的仇华情绪，他们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方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

20日凌晨2时，在田中隆吉指使要扩大冲突规模的命令下，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集合日本青年同志会的日本浪人70人，携带枪械、刺刀、棍棒和硝磺、煤油等，在日本陆战队的武装护送下，连夜潜入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纵火焚毁厂房数间。期间和中国工人发生打斗，早有准备的日本流浪武士立即拿出斧头长刀等凶器，赤手空拳的中国工人30多人受伤， 另外这些日本人还杀死一名前来制止的中国警察，杀伤另外二名警察。

20日当天，在田中和川岛的煽动下，上千人的日侨持械在上海游行并且冲砸中国人的店铺，游行后他们还聚集在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提交请愿书，要求日军派兵保护侨民。

中国人通过报纸得知三友被烧，中国人死伤等这些消息以后，又增加了新的反日情绪，大规模游行不断。（死了一个日本僧人就这样，那么在东北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怎么来算帐？）

当天上海市长吴铁城针对以上事件向日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抗议。

1月22日，日本政府的命令上海外海的日本舰队进入黄浦江，准备开始封锁上海港。日本舰队包括巡洋舰大井号和航空母舰等主力舰只，军舰数量突增到24艘，飞机40多架。

1月23日， 驻守上海的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司令戴戟亦等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进行应对日军可能进攻的部署。

蔡廷锴将军说：“日本人这几天 在上海处处都在向我们挑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滋扰，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

淞沪警备司令的戴戟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当日十九路军向所属各部发出一道命令，要求各部“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向我驻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并向南京要求作出战斗部署，除了在上海了一个师就地固守以外，驻守南京和苏州的二个师随时准备向上海方向集结。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还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提出中国抗日军民合作抗战的口号：“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之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沪淞万国俱瞻之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

1月24日，田中和川岛再次指示手下特工在在上海调停的日本大使重光葵的驻所纵火，然后诬称是中国群众所为，中日双方矛盾再次激化！

1月25日，日本海军最高会议决定开始执行进攻上海的既定计划。

日本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向其居住在江南一带的日侨发出劝告书，要他们在二日内集中到上海日本租界。

同日，日本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去上海政府递交最后通谍，要求26日下午六时必须作出对四项要求的答复。

此时行政院长汪精卫指示上海政府，认为前三项要求可以接受，第四项中可以同意解散一个上海抗日救国会，但是不同意解散上海其他抗日组织。
　

由于目的没有达到，日本方面从1月25日起开始作战争准备，数千日本男性侨民开始从日军方面领取枪支，配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日租界一带建立坚固据点，日本其他侨民开始迁往法租界，准备随时和中国开战。日军飞机开始在上海上空频繁飞行，日本租界附近的日军和日本侨民部队公然用枪械瞄准路过的中国市民，战斗随时可能开始。

一二八事变开始按照田中和川岛芳子的预定方向实现。

 

－－－－－－－－－－男装丽人川岛芳子，此人一生以仇恨民国和光复大清为己任。最终沦为日本人的走狗，中国人的败类。

事变前的分析

面临国民政府面前的第一个选择是：上海打还是不打？

结论毫无疑问，当然是不应该主动去打。上海事变只是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的一个手段，其目的为了顺利建立伪满洲国。

如果打了，首先中国是不太可能取胜。军力上日军可以轻松调集装备精良的十万大军来上海。而当时中国军队根本算不上现代军队（1931年刚开是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编组新军，到了1936年只编组了56个新式师。这些师的战斗力虽然比1931年的师要超出数倍，但是仍然称不上是现代军队），况且还有装备和训练上的巨大差距。中国方面即使调集二十五万人也很难彻底打败十万日军，况且当时国军可以指挥动的不过五十万（含部分军阀部队，他们要靠钱来打动），留着对付中共和地方军阀的至少四十万以上，余下部队实在无法和日军长久作战（京沪和京杭一线国军一共才有六个步兵师，不到8万人）。

打仗就是要最终取胜，如果明明知道失败还是主动要打，无疑就是傻子兼无视自己同胞生命的人。

其次，开战就是中了日本的圈套。后来满洲国果然在1932年3月9日建立，当时国联由于正在忙于派代表团去上海处理上海方面的问题，没有对满洲国作出及时强烈的谴责。到了李顿代表团到达中国沈阳的时候已经是4月21日，此时满洲国已经成立了一个月。

可以说，一二八事变中对于日本还是比较成功的，它有效转移了国际的视线。

再次，客观条件也不具备。自从1931年12月，蒋公在广州政府一派的国民党内部反对派的强烈攻击下，为了国家的统一被迫下夜。由攻击蒋介石独裁，卖国，不抗日的广州政府来南京赴任，主持中国的大局。他们大言不惭的宣布，要和日本决战。（当时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甚至建议政府对日绝交，准备开打）

所谓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压断脊。

广州一派上台以后发现南京政府内忧外患的可怕局面。

首先发现财政方面一塌胡涂。暂且不谈天文数字一般的北洋政府时期遗留下来的外债，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国库里仅仅只有300万元现款，而照中央军政费每月2200万元计算，300万仅够4天开销。此时全国隶属中央的军队已经超过二个月没有领导军饷，部分地方部队甚至超过8个月。

孙科政府当时攻击是蒋公故意所为，其实中央财政一向就是如此。中央军有五十多万，还有各地政府官员和一百多万地方军队的粮饷需要供给。而中央实际控制的只有长江流域几个省份的税收来源，财政困难是必然的。

中原大战前，蒋公希望把全国军队数量控制在各省税收的百分四十左右，各地军阀就立即翻脸开战。财政问题是老问题了。

后来，蒋公在上海事变的极端困难中重新控制军队，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来找了自己的舅子宋子文，宋使用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才从上海大商人处半骗半抢的搞到几百万元，发了前线军队士兵的粮饷，防止他们的哗变。

就军事方面来说，当时各地军阀都在厚颜无耻的说抗日。到了一二八后期，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正式的制定长久抗战策略，并且把中国划分为五个战区。之后，中央政府让军阀出兵支援抗日，他们的假面具就被撕掉了。各地军阀立即找出各种理由推脱，一兵一卒也不出。甚至还有部分军阀和日本勾结，试图达成谅解来对付国民政府的消藩行动。而单靠刚刚开始只编组三个新式师的中央军，还根本无法和日军全面开打（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就政治方面来说，列强对待中日的态度很复杂。他们不希望日本占领中国，当然也不希望中国团结后复兴，因为中日的强大对他们在亚洲的殖民力量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列强普遍希望中日在有限范围内厮杀，消耗双方的实力，这是他们所欢迎的。

而国内，各地军阀不用说了，对他们来说日本人还远的很（华北军阀除外），中央军试图实际统一中国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勾结法国（云南龙云），勾结英国（西北军阀），勾结苏俄（新疆军阀），甚至还有勾结日本的（热河等华北军阀）。至于当时中国已经建立国中之国，宣扬阶级斗争，根本不可能和中央合作。为了抵抗他们，中央使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总之，中国并没有实际团结起来，离全民抗战和持久抗战还远的很那。

还有，到处都是愤怒的市民，农民和学生，中国各地的对日愤怒达到顶峰，到达了义和团之前的时代的高度。所有试图谈判或者缓和的官员都被骂的体无完肤。由于百年的屈辱历史，他们早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们冲击政府机关，殴打政府官员，当时的外交官很多被他们殴打致伤。这些人的爱国热情本没有错，但是爱国也需要冷静的头脑。战争是国家实力的客观对比，并非只有热情就可以获胜。当年六十万义和团战士喊着刀枪不入的口号，舞动大刀长矛冒着数万八国联军士兵的炮火一次次的誓死冲击，勇气虽然可嘉，但是最终依然全军战败，血流成河的结局，连北京紫禁城也被洋鬼子占领，签订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辛丑条约。

而愤怒又没有冷静头脑人民，是自古以来中国独裁和愚民暴政的恶果。历代控制者以种种灌输和愚民代替真相，导致人民没有自己的思想，非常容易走向极端和整体民族素质的低下。中国人其实是全世界少有的聪明的民族，美国留学生中原来有一句很流行的话：美国没有一个高科技行业没有华人专家的身影。可惜这些全部控制者糟蹋了。解放军著名将领刘亚洲将军曾经在分析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时候说过： 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在广州遇到的事情今天在伊拉克重演了。当时，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着珠江北上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争斗。英军官兵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今天，我们在伊拉克看到的情景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军一路猛进，如入无人之境。沿途路不破，桥不炸，雷不埋，有些地方甚至欢迎美军。我们的军事专家一再期待在伊拉克出现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固然好听，但它的前提是人民愿意为战争作出牺牲。现在很难说有几个伊拉克人民愿意为保卫萨达姆政权而战、而死。人民战争是指人心背向，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概念。得民心者才能得人民战争。失民心者只能进行个人战争。萨达姆就是进行的一场个人战争。两伊战争如此，入侵科威特如此，两次海湾战争亦如此。野心家把人民驱入战争。战争最终又毁了野心家。鸦片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专制政府和贪官政府，一定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人民不知情时，民心士气尚可一用。人民一旦知情，加上外敌入侵，必定土崩瓦解。美国的心理战就是让伊拉克人民较早地知道了萨达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复兴党是个什么样的货色。贪官体制必然造成本国百姓的不满，所以贪官政府的最大任务必然是压制国内的反抗，根本没有对外用兵的余力。从历史上看，贪官政府对外用兵也从来没有取胜的先例。我有过一句话请你记住：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扯远了，回到主题来，总之，当时的局势是不应该在上海打，也没有本钱打。

 

－－－－－－－－－－－孙中山和其子孙科先生（左），孙科和中山先生不同，他一生都致力于国民党实际的政治和行政事件。他也是国民党重要人物之一，后备中华人民共和国1948年列为43名国民党战犯之一。

所以，之前喊着和日本断交并且要决一死战的广州一派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急令命令当时上海市长，也是国民党著名人物吴铁城，让其满足日本提出的倍偿等要求，让日本失去出兵挑衅的借口。

同时准备调走抗日情绪比较强烈的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准备开往对抗日本关东军对华北的继续入侵（攻陷锦州以后，日军开始染指热河省，张学良又开始在东北的老一套，并不抵抗。国民政府派出直属部队试图参战，又被张学良挡在其的华北地盘之外）。

1月27日夜，何应钦给蔡廷锴发了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务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事。”让其要首先考虑东北方面问题。并命令十九路军在上海驻防的78师将其防区靠近日本租界的一带交给国民政府直属的宪兵第十六团接防（当时日本在公共租界分担的警备地区是虹口地区，与驻扎在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隔街相对），用来防止日军借口冲突。同时因为华北战局吃紧，何命令十九路军在28日做好几日内北上抗日的准备。

1月28日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奉命将承诺答应四项要求（其中第四项只答应了部分）的书面答复送达日本领事馆。蔡廷锴电告十九路军78师 师长区寿年，准备下午向宪兵第十六团移交防务。

日本方面得知中国政府的举动以后，非常惊讶。因为虽然对待四项要求打了折扣，但是中国毕竟同意了大部分的要求，也就是说还有双方协商的余地。此时日本要是出兵显然就要理亏了。但是此时日本参谋本部已经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事已至此干脆狗急跳墙算了。日本随即毫不羞耻的耍了一个卑鄙的手段。在中国政府同意他们的要求的八小时后（也就是1月28日晚上11点半），日军最高指挥官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的发出公告，要求“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在1月28日前立刻撤退”。在发出公告的十分钟后，日军就迫不及待的大举向上海闸北防区发动全县进攻，此时上海市长吴铁城甚至还没有看到这份“公告”。

一二八上海会战就此爆发。

战争全过程 

日海军陆战队兵分三路，一路900人进攻北火车站，一路700人攻天通庵车站，另外还有1600人以装甲部队掩护对闸北地区发动袭击。

开战以后，当时国民政府得知战争已经不可以避免，即下令立即还击。十九路军随即猛烈还击，刚从南京下火车准备接防的中央直属宪兵第十六团的宪兵们也立即参加了战斗，可见中央抵抗决心之强烈。

当时日军在上海有近2000人的精锐海军陆战部队，还有4000多人的日本侨民武装（很多都是日本退伍军人），另外还有飞机四十多架，战舰二十多艘，装甲车几十辆。十九路军当时只有一个师约一万人的部队，装备在国军还算精良，装备主要以德械为主，但是基本都是些轻兵器――无非是步枪手榴弹大刀之内，还有少量迫击炮，至于大炮坦克之内的一切重武器全无。士兵除了抗日热情以外其实一如所有，由于中央财政困难大部分士兵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拿到粮饷。至于宪兵团本来是维持军队秩序的武装警察部队，并没有什么作战能力。

所以日军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大吹牛×的说：大日本帝国海军只需要四个小时就能全歼上海的中国军队。

－－－－－－－－－－－1月28日深夜，日军指挥官在虹口海军陆战队本部军官对陆战队士兵进行战前鼓动，他们扬言4小时内占领上海

十九路军的广东佬都是硬汉子，战斗一开始从师长到普通小兵都红着眼睛和小日本拼了。29日中日双方进行了一整天激烈的巷战，双方拼机枪，拼步枪，拼手榴弹，拼刺刀，甚至拼拳头，日本人没有占到丝毫的上风。

说起来，城市战是近代战争中比较特殊的战斗形式，由于地形复杂和双方交战距离很近的原因，巷战一定程度上并不取决于双方的火力差距，而是取决于双方士兵的勇气，意志和作战的技巧。而装备较差的中国士兵在残酷的近战中极为英勇，导致日军当天就伤亡800多人（占参战总数的四分之一），进攻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的几路日军全线败退回日租界，29日晚中国军队乘势发动反攻夺回日军占领的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出师不利，威风顿时扫地。日军参谋本部，尤其是海军一派高层震怒，决定暂时停止上海作战，同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增兵。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表示“为执行中国主权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并对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正式表示对日自卫作战的立场。

国民政府在一二八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30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国民党大佬们一致同意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时宣布迁都洛阳（南京太近，如果日军攻陷上海很容易打到南京），准备持久抗战。并命令第十九路军全力防守上海，而急调当时驻守在北平和杭州沿线的国军最为精锐的德式师第87师和88师――立即返回南京，负责南京防务。把原驻守南京一带的十九路军二个师增援上海前线。同时把87师和88师逐步调往苏州，作为上海作战十九路军的的预备队。

会议后，蒋介石以委员长的身份通电全国声明抗日。

 

－－－－－－－－蔡廷锴军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2月2日，日军从日本国内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 人参战，由并且正式任命日本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此时国军第十九路军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

日军7日开始第二次总攻,野村改变战略，以日本军队中战斗力首屈一指的久留米旅团4000来人，上海日军装备增加到780门步兵炮，150门曲射炮，38门野炮，60门山炮；重机枪220挺，轻机枪5 80挺，坦克等战车1队。进攻吴淞要塞，陆战队士兵则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右翼突破。十九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坚固城防和上海水网纵横的地理优势抵挡住日军水陆二路进攻。吴淞要塞的德国火炮击沉日本驱逐舰1艘，击伤炮舰3艘，同时将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蕴藻浜的日军相当兵力歼灭，日军无法可施只得又退回租界。

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此时十九路军作战近半月伤亡也较重，蒋公急令作为十九路军预备队的中央军中最为精锐的三支部队，德械87师，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三万多人，立即开往上海增援十九路军。

2月14日，日本参谋本部终于对海军一派失去信心。他们调动陆军第9师团参战（1.62万人，曲射炮852门，步兵炮3200门，重炮23门，高射炮23门，坦克18辆，轻重机枪1800余挺）,撤换作战不利的海军一派的指挥官野村吉三郎，改由陆军一派的第9 师团长植田谦吉统一指挥各部。

双方又激战一周，有了德械第五军这支生力军参战，国民政府军重创日军进攻部队，指挥官植田只得狼狈不堪向东京报告现有兵力无法再次进攻。

日本参谋本部在得知仍然没有击退国军以后极为震怒，决定把战争规模升级。2月27日 日本陆军第11、第14师团二个师团增援上海,撤换了作战不力的指挥官植田谦吉，组建了上海派遣军，派原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至此日军已经连续撤换了二个指挥官，这是日军历史上极为罕见的。

日军援兵3万多人登陆上海使得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此时国军已经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兵力降至5万人左右。

－－－－－－－－－－－－日军装备的重炮和坦克，国军士兵一如所有，他们
有的只是视死如归的抗战精神

国民政府急调杭州附近的上官云相部增援，由于此时日军飞机已经开始轰炸铁路线并且用军舰封锁了长江一带航运线，中国军队运输非常困难。上官将军的前锋一个团于27日才开赴到上海近郊黄渡，至于江西和河南前来增援的部队一会乘火车一会下车步行（运输线的落后也是国家落后的一个重要标志），等到赶到前线上海战事已经结束。

3月1日，日本军舰载着日本第9师团一万多主力 突然在国军守军后方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一线登陆，国军经过激战没有能够击退这股日军，为了避免被日军合围，只得在3月2日全线战斗后撤到嘉定、太仓一线。

3月3日 日军侵占吴淞炮台（此时日本空军已经摧毁该要塞的几乎全部火炮）与真如，之后又占领嘉定县城。此时满洲已经宣布建立，看到目的已经达到，加上国联的列强压力极为严重，同时不愿意陷入持久战。日本方面随即宣步：保侨目的已达，3日起停战。

但是实际上双方仍然在太仓作战到4月份。

中日双方在列强的干预下于1932年5月5日中国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全线后撤回到战争前的日本租界内，而中国一方则把军队撤出上海市，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

5月23日，我方按照协议收回上海日本占领地区，双方恢复到一二八之前的态势。    

几点说明

一．十九路军调到上海的原因

十九路军其实就是粤军第一师，它一直是国民政府的一支精锐部队，曾经受过当时俄国顾问的长时间调教，士兵是受过三民主义教育的爱国青年，战斗力是很强的。1925年其主力编组为大名鼎鼎的第四军参加北伐。余部在广州一带长期驻守，期间拆分扩编过多次，也参加过一系列的内战，击败南方很多军阀部队。虽然是支持中央政府的生力军，但是实际是由广州一派控制的嫡系部队。

十九路军曾经参加过第二和第三次剿共作战，和当时的红军交手过几次，互有胜负，十九路军伤亡了四千多人。

之后由于国民党广州一派推翻了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一派，于九一八爆发后二个月后强迫蒋介石下野。由于怕没有军权无法控制局面，广州一派去南京上任的同时，就把自己的嫡系部队以广州人为主的十九军带到了南京上海一线。

所以说十九路军并不是杂牌部队，而是当时中央政府的嫡系部队。

二．中央的态度到底如何

以往我们说十九路军违背中央命令和日本开战，现在看来是不对的。

首先早在９月２２日，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将军自龙华向政府请示，如果日军在淞沪武装进攻应该如何处理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就明确指示：“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

其次，一二八当天，十九路军已经准备和中央第十六宪兵团调防，这就是服从中央的命令。而日军在十九路军换防的期间突然进攻，中央随即命令十九路军反击，并且于之后二天发布二个公告宣布抗日。

在次，1月29日蒋介石重新得到军权以后，随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一致认为要以持久战对付日本，并且调动兵力部署向上海集结，南京政府同时迁都洛阳准备和日寇决战。

还有，很多人说中央对十九路不给予支持和帮助。其实中央先后几次增援十九路军，甚至拿出了自己最精锐的老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税警总队，我想稍微懂得抗日历史的人，听到这四个番号就明白蒋公是什么都豁出来了。其实当时京沪线和沪杭线长达上千公里区域上国军兵力很少，只有6个师的兵力。

之后仍然从这些部队中急调尚且能够听从国军调遣的杭州的上官云相部，江西剿共的蒋鼎文部和河南的胡宗南部增援。

至于有些人指责中央军还是几十个师在江西围剿红军。其实当时这些师并没有作进攻部署，而是在防御红军的进攻。1932年从2月4日红军开始进攻国军控制的江西重镇赣州，从2月4日开打 到3月7日结束，一共打了33天。最终国军守住了赣州，红军遭首了数千人的伤亡，国军伤亡数量和红军基本相当。整个时间段正好是一二八上海会战的全过程。

4月初红军进攻福建重镇漳州，并于4月20日攻占漳州，俘敌国军1600余人，并缴获大批物资。

最后，东北军在东北不战而退，那是因为东北军是听命张学良的地方军阀部队。而十九路军听命于中央最作出了不折不扣的誓死抵抗，一正一反何须多说。

三．关于中央军超级精锐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中央军校就是原先的黄埔军校），税警总团的参战和伤亡

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本来不是一支作战部队，而是中德合作的一支试验化样板部队。作用类似于德国纳粹的装甲教导师，士兵军官全部由军队中最优秀的精英组成，装备都是从德国运输来得最先进的装备，包括从德式装甲车，火炮，摩托车等等，教导总队的训练也完全是全部德国式的严格训练。

简单来说，中央教导总队是德国顾问建立的一支样板部队和试验部队，主要用以验证以德国理念组建的中国新式陆军师的效果。

教导总队是国军精锐中的精锐，其顽强的战斗力在之后的一二八和南京会战中都显示出来（南京会战中教导总队防守中华门等日军重点进攻区域，中日双方在南京城门附近一二千米内血战三日，日军伤亡竟然高达8000多人。这也是日军后来在南京血腥大屠杀的原因之一。）教导总队于1931年1月在德国军事顾问的计划下开始编组，最初编制为两个步兵营以及炮兵连、工兵连、骑兵连、迫击炮连、特务连和通信连。这个团级教导部队主要进行德式步兵团的编制试验以及德式新武器的应用研究，是为了全面开展德式师建设而先行一步的试验性部队。

八十七师，八十八师，这二个部队的前身是蒋介石的个人警卫师，该师士兵原本都是孙中山或者蒋介石的个人卫队，也是千挑万选的精英。

1931年3月，蒋介石把这个警卫师被一分为二，拆分成两个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番号分别为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2师，也就是第87师和第88师。

由于是中央直属的警卫师，所以早在1927年，首任德国军事总顾问马克斯.鲍尔就对中央军校的两个警卫师进行过系统的指导性训练。这二个师全部德式装备，装备全部由德国本土运输而来，非常的精良。

根据当年各国顾问向国民政府提供的《陆军改革建议书》中的建议：中国急需的不是人数庞大的陆军，而是全力建设一支训练精良、装备齐全的精质部队，应先建立一支模范队伍、再逐步推广到其它部队完成国军的改造。

依照德国顾问的意见，这二个师和中央教导总队，都是作为国军的示范单位，后来的60个德械师的编组计划都要以这三支部队为模板组建。所以德国顾问认为这些部队不应上在组建的初期就上战场作战，因为如果一旦有伤亡，就会严重影响之后的中国长期建军计划。

但是一二八淞沪事变中，由于中央实在没有军队可以使用，这三支部队刚刚换装的部队都有参加，还遭受较为严重的损失。因此遭到了德国顾问的强烈不满，当时的顾问团团长乔治.魏泽尔就此向蒋介石表示了强烈抗议，并与蒋介石发生了冲突。

至于财政部税警总团也是另一种性质的中央超级嫡系部队，所谓的税警总团其实并不负责收税。而是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苦心经营的一支嫡系部队，名义上属于财政部管辖，其实只是利用财政部的高额税收（八国银行团的盐余经费的拨款）养兵而已。其按照陆军部队进行编制，但是装备，待遇，军官，士兵都远远高于其他陆军部队。军官基本都是海外留学生，首任总团长是美国西点军校高材生王赓，各级军官几乎都是留洋归来，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孙立人将军。由于经费充足，该团一度发展到达三万人，训练采用纯粹的美国陆军的训练方式，装备也高出其他中央部队一筹，甚至还装备了一支坦克部队。

有些人说这些部队的参战是因为张治中将军的自动请缨，蒋公被迫批准。这个观点非常幼稚，

据张治中将军自己回忆到：蒋是2月初由洛阳到浦口，我去迎接他，我就表示我的意见：“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说：“很好。”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合成为第五军，命我率领参战。

其实当时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师长而已，虽然颇受蒋公器重。但是如果没有蒋的支持，他是根本无法统领一个军去上海参战的。

－－－－－－－－－－－－国军德械师，注意他们的德式钢盔

四．在战争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损失相比较

十九路军阵亡官兵有2449人，受伤官兵6343人，伤亡合计8792人。

第五军阵亡官兵阵亡1616人，受伤官兵3139人，失踪625人，伤亡总数5380人。

十九路军伤亡人数占参战人员的39%，第五军伤亡人数占参战人员的30%。第五军这样伤亡比率让当时的德国顾问极为不满，一度和蒋介石闹翻。

再加上中央直属第十六宪兵团的伤亡人数，上海一战国军共阵亡4274人，阵伤9830人，伤亡总计14104人，占参战总数35％。

通过伤亡比率可以看到老蒋的嫡系第五军伤亡并不比所谓的杂牌十九路军少多少，完全是拼了血本的。

五．一二八是失败还是胜利

日本战后对外吹牛的宣布伤亡只有3184人，实际上日军伤亡至少超过8000人，国军方面认为日本伤亡大约1.2万人。

总之，如果日军不是伤亡重大和作战不力，是绝对不会连续使用三个指挥官的。

不过，一二八虽然造成了日军较大的伤亡，但是国军最后还是退出了上海市，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就是战败了。

这是战前就可以估计到的结果，毕竟当时中日双方的军力还相差的很远。

而中国方面也不可能扩大为全民抗战，因为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这方面老萨说过很多，恕不多言了。

 

－－－－－－－－－－－日军的伤亡不轻，伤兵源源不断的送到后方

六．这个协议到底是不是丧权辱国

这个协议上日本几乎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仍然是战前的四项条件，其中的第四条仍然没有全部视线。

唯一所谓“丧权辱国”的就是让中国军队撤出了上海城郊地区。

但是这点其实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中国军警仍然控制上海市区，日本军队仍然驻扎在日租界。中国军队在上海外大量驻防，加上上海仍然有自己的军警控制，中国军队其实随时可以进入上海。

实际上1937年八一三上海会战开始之前，就有多大数十万国军进入了上海地区，最终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美梦。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左翼报纸和中共方面一致痛斥该条约丧权卖国，好像不立即出兵收复东北甚至登陆日本本日就是汉奸国贼！部分抗日团体代表甚至将签订该协议的上海停战会议代表郭泰祺郭泰祺殴打成重伤。老萨是在无言。。。

七．意义

一二八事变的意义还是有的

首先，他扭转了以往中国军队对列强作战的可悲的观念。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国变，九一八作战中，中国军队都是惨败，而且都是凄惨的溃败。真实死亡人数很少，大多数的士兵都是不战而逃。导致日军相当一段时间认为中国军队是豆腐军，根本不堪一击。

可是在一二八中，中央军和十九路军这些中央嫡系部队都有极为坚韧的意志，他们在最为残酷的巷战中一个连打的只剩十几个人也绝不后撤。

在纪家桥之役，国军组织60人的敢死队，队员都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军阵地一时间到处都是巨大的爆炸，日本士兵一时大乱，在国军冲击下败退十多里。但是这60个国军勇士也全部牺牲了。

－－－－－－－－准备出发的敢死队员，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面对着什么，这些勇士才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人。

其次，这是证明国民政府抵抗决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央三支绝对精锐参战和迁都洛阳制定全面抗战计划都已经很好的说明

中共自从南昌起义开始就始终打抗战牌，其实除了只听命于苏联的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一些抗联在东北的一些抗日行动以外，中共在1937年之前并没有打过一天日本人。

一二八会战国军不过六万人，最终造成了日军野战主力师团约万人的伤亡。而中共抗战历史中最辉煌的百团大战，使用了105个团（约27万人），一共只造成日军地方卫戍部队（战斗力和上海会战中的日军要差很多）1万左右的伤亡（百团以后宣布歼灭日军二万，懂得些当时历史的人都只到这显然是夸大的）。

老萨其实并非故意给有些网友难堪，实在是真实历史如此。我们不能和当年的广州政府一样，看人挑担不吃力或者说手电筒一样――光照别人不照自己自己。

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不应该可以去歪曲历史来丑化谁，况且事情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

最后，这次会战是八年抗战模式的第一次的演练，也是走全民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路线的肯定。一二八事变中，商界等社会精英出高价购买军火支援缺少弹药的中国军队，知识分子写文章或者在大街上发表支持抗战的演讲，老百姓更是冒着生命危险送水送饭传递情报和物资。对于当时国力，军力都和日本差距很远的古老中国来说，这种模式可能是对付强大敌人的最好办法，也逐步为中国高层所采纳和接受。

好了，一二八会战就写这么多了。